2015年《半月谈》第11期：扶贫深处是赋权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在西部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无独有偶，某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曾品尝相似的苦果。县里曾鼓励农民种黄连，高峰期黄连种植面积近4万亩，年产量1万多吨。虽然产业粗具规模，但由于没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黄连原料被外地企业收购，贴牌销售。加之最近几年黄连价格波动剧烈，种植的贫困户受惠并不多。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政府投了不少钱，可看不到啥效果。”记者在一个贫困村蹲点时，村支部书记说，最近10多年，县里、乡里干部来规划产业发展，先后搞过猕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猪等不下7项产业，但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70%的资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记者采访发现，政府要求大部分资金用于产业，是认为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还没富起来，是产业没跟上。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有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

　　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从以往产业发展情况看，效果不是太好，农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贫困村农民知识水平、素质达不到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人口大量外流，产业发展缺劳力、缺人才、缺资金，难度很大。

　　“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土地是‘鸡窝地、巴掌田’、金融还不配套。贫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子也空了，10户人家走了六七户。”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善。

　　有的干部说，由于上级部门硬性划定了扶贫资金流向，“只能往东、不能往西，农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最终可能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因此这些年，到人到户精准化扶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贫说是有了新思路，办法还是老办法，扶贫资源看似到了人头，效果却不行，依然还是“假把式”。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这么一个故事，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村里还打印了种植技术指导，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犯累，哪有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

　　扶贫“扶强难扶弱”让贫困群众诟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扶贫资金使用照顾情绪、平摊均分。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里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到100亩。

　　这个村的干部后来反思说：“基层工作，讲究一碗水端平，平摊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贫效果打折扣。农民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补助像胡椒面一样撒在每人头上。大伙儿都想得，一窝蜂上，却没有真正的积极性，长远看起不了啥作用。”